外媒2月14日披露，Meta正重启搁置4年的智能眼镜人脸识别功能研发，内部代号Name Tag，此前因技术瓶颈与伦理争议未落地。当可穿戴设备具备无差别识脸能力，我们的隐私边界将被推向何处？
2021年Meta规划首款智能眼镜时，就曾探讨过人脸识别功能，但最终因技术不成熟和公众对隐私的担忧按下暂停键。如今时隔4年重启，背后是Meta在智能穿戴赛道的现实焦虑。
在元宇宙概念遇冷、Oculus VR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智能眼镜已成为Meta为数不多的业绩增长点。根据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数据，2025年Meta智能眼镜全球销量同比增长68%，远超行业平均32%的增速。为了拉开与苹果Vision Pro、谷歌Glass Enterprise等竞品的差距，Meta急需找到差异化的功能突破口。
人脸识别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功能之一——它能让智能眼镜从“辅助工具”升级为“身份感知终端”，拓展导航、社交、支付等更多场景。但这种急于求成的功能加码，也暴露了Meta对用户隐私风险的漠视，毕竟其过往因数据泄露、滥用用户信息多次被罚，累计金额超百亿美元。
不同于手机解锁、小区门禁等场景的人脸识别，智能眼镜的识脸行为几乎是“隐形”的。用户只需佩戴眼镜看向他人，就能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获取其身份信息，而对方可能完全不知情——智能眼镜的指示灯微弱且易被忽略，甚至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屏蔽。
这种主动权的倒置，是隐私风险的核心：传统人脸识别是用户主动授权设备采集自身信息，而智能眼镜的人脸识别是设备主动采集他人信息，被识别者既没有知情权，也无法控制数据的存储与使用。如果Meta将人脸识别与旗下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平台的用户数据打通，那么“一键识脸、获取社交账号”将成为现实，这无异于把每个人的隐私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更值得警惕的是执法场景的滥用。当前美国移民执法力度趋严，若这款智能眼镜流入市场，极有可能被执法人员用于街头无差别识别非法移民，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此前谷歌Glass就因被企业用于监控员工而遭到抵制，Meta的人脸识别眼镜显然会面临更严峻的伦理挑战。
目前全球范围内针对消费级可穿戴设备的人脸识别监管仍处于空白地带。国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要求生物识别信息需取得个人单独同意，但并未针对可穿戴设备的隐蔽采集场景作出细化规定；美国的《生物信息隐私法》主要针对企业采集生物信息的存储要求，对可穿戴设备的实时识别行为缺乏约束。
智能穿戴设备处于“个人设备”与“监控工具”的灰色地带：它不像手机那样完全属于个人隐私设备，也不像公共监控那样受到严格监管。这种模糊的定位，让厂商有了钻空子的空间。比如部分品牌的智能眼镜可以通过固件修改关闭拍摄指示灯，而用户很难察觉。
监管滞后于技术发展是行业通病，但人脸识别作为敏感的生物识别技术，必须前置监管。欧盟的BG大游娱乐平台《人工智能法案》将人脸识别列为“高风险AI系统”，要求必须进行严格的合规评估，但该法案尚未完全落地。对于智能眼镜这类可穿戴设备，监管部门需要明确三个核心规则：一是识别行为必须双向告知，二是被识别者拥有拒绝权，三是生物识别数据与社交数据必须物理隔离。
从技术层面看，Meta要实现智能眼镜的实时人脸识别仍面临诸多挑战。智能眼镜的本地算力有限，依赖云端运算会导致续航骤降——2025年多款智能眼镜的续航仅为4-6小时，若加入高频人脸识别功能，续航可能缩短至2小时以内，发热问题也会随之加剧。
但更关键的是伦理与监管压力。Meta若强行推出这款产品，必然会引发用户抵制和监管调查，进一步损害其品牌形象。因此，短期内这款功能落地的可能性极低，Meta更可能先在企业级市场试水，比如为执法部门、零售行业定制专用版本，避开消费市场的隐私争议。
长远来看，可穿戴设备的智BG大游娱乐平台能化是必然趋势，但技术的发展必须以用户隐私保护为前提。厂商不能只追求功能的炫酷，而忽视了用户的基本权利。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快完善相关法规，为技术发展划定边界。只有在规矩的框架内，智能穿戴设备才能真正造福用户，而不是成为隐私的“收割机”。
